文字與典籍，鐫刻著中國之精神、民族之靈魂，不僅是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、增強文化自信的重要載體，更是我們實現民族復興、建立文化強國的動力與源泉。

江蘇歷史文化底蘊深厚，2016年啟動實施的“江蘇文脈整理研究與傳播工程”，以“書目”“文獻”“精華”“方志”“史料”“研究”六編，更是將古籍的研究與整理推向高潮，計劃至2025年，編輯出版《江蘇文庫》3000冊。那么，在古籍中我們如何去了解江蘇文化的發展歷史，乃至它在中國以及世界的影響，從傳統文化中獲得更多的文化自信？近日，記者采訪了相關專家學者。

思想繁榮，眾多哲人綻放璀璨光芒

孔子是儒家學派創始人，被后世尊為“孔圣人”，那么你知道與孔子齊名的南方人是誰？“南派夫子”又是指誰？

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、文學院博導周群告訴記者：“季札是歷史上南方第一位儒學大師，與孔子齊名，同時也是孔子仰慕的君子，被稱為‘南季北孔’。”

據周群介紹，吳國第十九位國君壽夢有四個兒子：諸樊、馀祭、馀昧（一說夷末或夷昧）、季札。壽夢覺得第四個兒子季札最有德行，可是按照制度，他應當傳位給老大諸樊。季札的三個哥哥也覺得季札最有能力，爭相擁戴，可是季札堅決不同意，諸樊最終繼位。季札因受封于延陵（在今常州、江陰地區）一帶，又被稱為“延陵季子”。

季札于魯襄公二十九年（前548年）出使魯國，這年孔子才3歲。魯國的貴族為他演奏周樂，季札以深密的感受力和卓絕的見識，透析了禮樂之教的深遠蘊涵，以及周朝的盛衰之勢，語驚四座，引眾人贊嘆。

季札一次途經徐國時，徐國的國君非常羨慕他佩帶的寶劍，難以啟齒相求，季札因自己還要遍訪列國，當時未便相贈。待出使歸來，再經徐國時，徐君已死，季札慨然解下佩劍，掛在徐君墓旁的松樹上。侍從不解。他說：“我內心早已答應把寶劍送給徐君，難道能因徐君死了就可以違背我的心愿嗎？”此事傳為千古美談。

“季札對于孔子文藝觀具有直接的啟示之功。孔子是儒家文藝觀的杰出代表，從這個意義上說，季札觀樂所體現出的詩樂觀念、審美標準以及觀世功能，都對于儒家文藝思想具有驊騮開道的作用。就此而言，季札的文藝觀又有‘啟圣’之功。季札踐行心諾、掛劍墓樹的興舉，是古代誠信守義的典范，豐富了中國傳統文化‘誠’與‘信’的內涵。”周群說。

孔子有個學生叫言偃，字子游，是常熟人，虞山腳下有他的封土墓，被譽為“南方夫子”。

《說江蘇》記載：“在《論語》中記載孔門德行、政事、言語、文學四門學科中八個成績最好的弟子，言子是文學科中的優秀代表，《禮記·禮運》中記載孔子‘天下為公’的大同學說，是中國古代的社會主義思想，就是傳授給他的。兩千多年后，中國人根據這樣的思想建立了現代民主共和國家，這句話也被鐫刻在南京中山陵的牌坊上。”

朱熹是理學集大成者，被后世尊稱為朱子，他是唯一非孔子親傳弟子而享祀孔廟的人。其實朱熹理學與江蘇也有關系。

據《說江蘇》記載，北宋新儒學的代表性思想流派是理學，或道學，對宋以后的中國文化影響至為深遠，由所謂的“五子”，即周敦頤、邵雍、張載以及程顥、程頤兄弟不斷努力而形成。福建人楊時是“二程”的學生，就是成語“程門立雪”的主人公，學成告別時，程頤站在書院門口目送他遠去，意味深長地說：“吾道南矣！”這是理學正宗傳到南方的象征。宋徽宗政和五年（1115年），楊時來到無錫，在東門附近見一處風景與早年游歷的廬山東林寺仿佛，于是便建造了一所東林書院，將理學傳授給無錫人喻樗和福建南平人羅從彥等。羅從彥的學生李侗是個隱士，將學問傳給了朱熹。朱熹采輯宋代理學家的觀點，撰寫了《孟子集注》《大學章句》《中庸章句》《論語集注》，后人并稱為《四書》。

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徐興無說：“如今，當你走進東林書院，會看到正門前的石牌坊上題有‘閩洛中樞’四個字，所以，江蘇地區是中國理學傳播的中樞站，孕育了南宋理學。”

明清之際，江蘇大地上更是出現了各種學派，可謂百花齊放。

“泰州學派發揚了王守仁的心學思想，反對束縛人性，引領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，成為晚明顯學。”據周群介紹，王艮，泰州安豐場（今江蘇東臺安豐）人，是泰州學派的創立者。他生于明憲宗成化十九年（1483年），世代為灶戶（燒鹽的苦力），十九歲時隨父王守庵經商至山東，在山東拜謁孔廟時，受到很大啟發，認為“夫子亦人也，我亦人也，圣人者可學而至也”，于是日誦《孝經》《論語》《大學》。38歲時遠赴江西游于王陽明之門，下拜執弟子禮。王艮經常與師爭論，堅持自己的觀點。

他的學生大多為下層群眾，計有農夫、樵夫、陶匠、鹽丁等487人。“王艮開創的泰州學派，以平民儒學為特征，使自漢代儒學正統化成為士人利祿工具之后，重新恢復了儒學面向民眾的一面。王艮提出的樂學說、百姓日用即道、以身為本的‘淮南格物’論都體現了泰州學派的平民儒學宗旨。從而形成了儒學史上的‘一大變’，泰州學派繼承了王陽明挺立主體精神的傳統，賦予了儒學的近代化因子。”周群說。

明清之際的三位大儒是江蘇的顧炎武、浙江的黃宗羲、湖南的王夫之，其中顧炎武對清代學術轉變的影響最大，他強調學以經世，反對明末空談心性的空疏學風。他提出“保天下者，匹夫之賤，與有責焉耳矣”的名言，后人概括為“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”。他治學注重實證，帶動了北方的學者而與浙西之學者應和，為清代乾嘉漢學開啟先河。

乾嘉學派，由于學派在乾隆、嘉慶兩朝達到鼎盛，故得名，以對于中國古代社會歷史各個方面的考據而著稱，一般說來以惠棟（今蘇州人）為首的“吳派”和以戴震為首的“皖派”影響最大。揚州學派也是乾嘉漢學的重要分支，將乾嘉漢學推向巔峰，并在歷史轉折時期開啟了近代學術之先河。此后清代的經學內部又分出常州今文學派，為晚清政治變革奠定了學術和思想基礎。

文學昌盛，四大名著都與江蘇有關

千百年來，江蘇人民依靠智慧和力量，創造了燦爛的文化，留下了許多彌足珍貴的歷史文化遺存。2019年10月31日，南京還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“世界文學之都”。

“‘四大名著’都與江蘇有關，首先他們的作者幾乎都是江蘇人，比如：《紅樓夢》作者曹雪芹，生于南京；《西游記》作者吳承恩，淮安府山陽縣人（今江蘇淮安）；《水滸傳》作者施耐庵，生于江蘇興化；《三國演義》的作者羅貫中，據說是施耐庵的徒弟，參與了《水滸傳》的撰寫。”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苗懷明告訴記者。

據苗懷明介紹，四大名著中也多次提到江蘇地名。《紅樓夢》第一回故事基本發生在蘇州，把閶門稱為“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”。第二回基本在揚州。此后，出現了石頭城、六朝遺跡等一系列南京地標。最后一回中賈政在南方料理喪葬的事后回京，在經過毗陵驛時與賈寶玉匆匆見了一面，毗陵一般指今天的常州。

《西游記》中“陳光蕊赴任逢災 江流僧復仇報本”一回中兩次提到唐僧的父親陳光蕊是海州人，在第十四回中唐僧也自稱是海州人。

《三國演義》中描繪了一系列鎮江、南京城內景致，包括甘露寺、“天下第一江山”、“恨石”、“駐馬坡”等。最后一個呈現的城市是南京，其事跡是西晉滅吳，三家歸晉，全書因此告終。

《水滸傳》中提及鎮江的金山、焦山、北固山，把金山叫做“寺里山”，稱焦山為“山里寺”等。

今天江蘇十三個設區市在四大名著中被提及的有南京、鎮江、揚州、蘇州、連云港、淮安、徐州、常州、無錫等九個，其中絕大部分城市至少被兩部著作提及，充分顯示了江蘇城市的形象傳播力。

為什么四大名著都會和江蘇有關呢？苗懷明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：一是江蘇歷史悠久，有豐富的人文底蘊。江蘇是融四面八方多元文化于一體的地方，南北兼收，多民族融合，為小說的繁榮提供了肥沃的土壤。二是經濟發達。任何時候都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，文學創作也不例外，古代能夠有能力、有時間、有條件寫出如此優秀文學作品的人，應該都是接受過良好的教育。這就決定了這些大文學家們，需要生長在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，江蘇無疑是適合他們創作的地方。同時，貫通南北交通的大運河也為創作這些鴻篇巨制提供了養分和素材。

除四大名著外，古代江蘇籍的文人和文學著作汗牛充棟、不可勝數，南京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赫兆豐娓娓道來——

西漢時，枚乘（今淮陰人）寫下了大賦《七發》，標志著漢代散體大賦的正式形成，后來沿襲《七發》體式而寫的作品很多，在賦史上，“七體”成為一種專體。

南朝齊永明年間，周颙撰成《四聲切韻》，沈約、謝朓、王融等人將四聲、病犯的理論應用于詩歌創作，創立了中國古代格律詩的雛形“永明體”，中國的詩歌從此不再完全作為音樂的附庸，找到自己的韻律，為唐詩的繁榮打下重要基礎。

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組織編撰了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詩文總集《文選》，后世也稱之為《昭明文選》，唐宋有“《文選》熟，秀才足”“《文選》爛，秀才半”的說法。此書影響深廣，是中國文學的經典。

唐代幾乎所有的大詩人都來過江蘇。王昌齡做過江寧丞，被譽為“詩家夫子王江寧”。李白對金陵的名勝和人情十分眷戀，也喜歡煙花三月的揚州。杜甫在金陵瓦官寺里看過顧愷之畫的佛像。韋應物、白居易、劉禹錫都做過蘇州刺史。

南唐后主李煜的詞作在五代詞中別樹一幟，對后世詞壇影響深遠。王安石先后在南京生活了20年左右，死后葬于鐘山（今紫金山半山園）。王安石的詩含蓄深沉、雅麗工巧，被稱為“王荊公體”。高郵人秦觀為詞壇大家，是婉約派的代表人物。范成大是平江府吳縣（今江蘇省蘇州市）人，是南宋四大詩人之一。

元代倪瓚是江蘇無錫人，位列元四家，對董其昌、石濤等名家均有重要影響。

王世貞是南直隸蘇州府太倉州（今江蘇省太倉市）人，明朝文壇領袖；唐寅，南直隸蘇州府吳縣（今江蘇省蘇州市）人，明朝著名畫家、書法家、詩人；馮夢龍，明朝南直隸蘇州府長洲縣（今江蘇蘇州）人，文學家、出版家，著有《三言》《東周列國志》等。《牡丹亭》作者湯顯祖，在南京先后任太常寺博士、詹事府主簿和禮部祠祭司主事。

金圣嘆，明末清初蘇州吳縣人，是著名的文學家、文學批評家，中國白話文學研究的開拓者，林語堂譽之為“十七世紀偉大的印象主義批評家”。孔尚任為創作《桃花扇》，游覽了揚州梅花嶺、史可法衣冠冢、南京明孝陵、燕子磯、棲霞山白云庵等地。鄭板橋是揚州八怪之一，詩、書、畫皆是一絕。《儒林外史》作者吳敬梓，定居秦淮河畔，又稱“秦淮寓客”，在南京完成了這部巨著。

其他如東晉醫學家葛洪、書圣王羲之、畫家顧愷之；南朝杰出的數學家、天文學家祖沖之（出生于建康），醫學家陶弘景；明代地理學家、旅行家和文學家徐霞客（今江陰人）……他們都是今江蘇地區人，或在今江蘇地區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。

描繪江蘇的文學作品中留下大量經典詩句，如南朝謝朓作的《入朝曲》云：“江南佳麗地，金陵帝王州。逶迤帶綠水，迢遞起朱樓。飛甍夾馳道，垂楊蔭御溝。凝笳翼高蓋，疊鼓送華辀。獻納云臺表，功名良可收。”

“這樣的詩句至今讀來，還是宛然在目、真切入耳，富有極高的審美價值。”南京大學教授胡阿祥表示，“‘江南佳麗地，金陵帝王州’成為‘文人看南京’的‘南京城市名片’，成為高鐵駛入南京時的歡迎語。這張名片與這句歡迎語，既透著一股煙水江南的自豪、一種龍盤虎踞的霸氣，也表達著六朝古都、十朝都會的南京人‘獻納云臺表，功名良可收’的文化自信與人生追求。”

世代書香，方志藏書全國領先

地方志，是一個地方的歷史文化的記錄。梁啟超說：“最古之史，實為方志。”

“據統計，1949年前纂修的歷代方志逾萬種，占古籍文獻總數的1/10。成書于東漢時期記錄吳越地區歷史文化的《越絕書》，是現存最早的方志，被譽為‘地方志鼻祖’。”江蘇省地方志辦公室黨組書記、主任左健偉告訴記者，“江蘇素有‘方志之鄉’的美譽，編修地方志已有2000多年歷史。據不完全統計，截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，江蘇地域共編纂各種志書約1200種，流傳到現在的也有近千種，占全國的1/10左右。”

左健偉還告訴記者：“明代在南京完成的《永樂大典》、清代在揚州完成的《全唐詩》，都是在江蘇編纂完成的集中國古代典籍文獻于大成的類書。”據了解，明成祖朱棣發動靖難之役，在南京登基，從永樂元年（1412）到十八年遷都北京，明朝在南京編纂了一系列大型的文化典籍。他命解縉等人在永樂年間編成了三億七千萬字、二萬二千多卷的《文獻大成》，后改名《永樂大典》，是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，較《大英百科全書》早三百多年。

清代的揚州是漕運和鹽運的樞紐，富甲天下，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），《紅樓夢》作者的祖父、江寧織造曹寅奉旨在揚州開設《全唐詩》詩局，僅用一年多時間就編纂刊刻了《全唐詩》計九百卷。

江蘇藏書事業歷史悠久，許多文人學士都有藏書的習慣。《南唐書》記載：“江南藏書之盛，為天下冠。”江蘇歷史上有多個聞名天下的藏書樓。

據蘇州地方志辦公室的專家陳其弟介紹，鐵琴銅劍樓，坐落于江蘇省常熟市古里鎮區中心。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間，距今已有200多年的歷史，與山東聊城的海源閣、歸安（今浙江湖州）陸氏的皕宋樓、錢塘江丁氏的八千卷樓合稱清代四大私家藏書樓。鐵琴銅劍樓由常熟瞿紹基所建，瞿氏五代藏書樓主都淡泊名利，以藏書、讀書為樂。瞿氏第二代、紹基之子瞿鏞，對鼎彝古印兼收并蓄，在金石古物中，瞿氏尤為珍愛一臺鐵琴和一把銅劍，鐵琴銅劍樓由此得名。鐵琴銅劍樓以藏書質量高、數量多而著稱于世。藏書歷經五世傳承，可以簡單地概括為十字：“讀書、藏書、刻書、護書、獻書”。新中國成立后，瞿氏后代將家藏的眾多珍本、善本及文物捐給國家，為中國文化研究和傳承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。

津逮樓位于南京甘熙故居內，建于清道光十二年（1832年），是一座仿寧波天一閣建造的藏書樓，以“津逮”命名。“津逮”語出《水經注·河水》“懸巖之中多石室焉，室中若有積卷矣，而世士罕有津達者，因謂之積書巖”，意為“求知的入門之路”。津逮樓是清末南京最大的私人藏書樓，甘氏父子曾遍訪吳越，收集書籍10萬余卷藏于此樓。

“私人藏書樓，保存了大量典籍，也加快了典籍的傳播，造就了圖書事業的繁榮。藏書樓也為江蘇教育的興盛創造了條件，培育了江蘇人的儒雅書卷氣質，促進了江蘇學術研究的興旺發達和深入發展，為中國文化的傳承注入了活力。”陳其弟說。

歷史就像一面鏡子，讓我們看到過去；但重溫歷史，是為了讓我們增強歷史自信，并創造更輝煌的未來。

“李杜詩篇萬口傳，至今已覺不新鮮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領風騷數百年。”這是清代常州人趙翼創作的組詩《論詩》中的一首。

“此詩反映了作者詩歌創作貴在創新與引領的主張。他認為詩歌也應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發展，詩人在創作詩歌時也應求新、求變、求突破。詩歌并非只有古人的作品才是最好的，每個時代都應該有屬于自己的詩風、詩作和詩人。”常州大學周有光文學院院長葛金華說。

葛金華表示，每個時代都會涌現出一大批優秀人才，從文學史的長河中，詩人趙翼看到了每一代人的責任、擔當與追求。一個“領”字，道出了詩人心中的豪邁之氣，既有不讓古人、一爭高下，事事當爭第一流的志氣，更有他這一代詩人的自信與風采。“不薄今人愛古人”，我們在繼承傳統文化的同時，還要做一個時代的自信者，一個時代的引領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