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華民族大家庭里有一個崇尚大自然、敬畏長生天的草原民族——蒙古族。蒙古族自古被稱為“氈壁人群”，意指居住在蒙古包里的民族。蒙古包，古籍稱之為穹廬、穹閭、氈帳、氈包，也叫帳幕，清人西清在《黑龍江外紀》中，始將氈包稱為蒙古包。蒙古包形成、融合、發展經歷了漫長的過程，是包括蒙古族在內的北方游牧民族富于智慧的杰出創造。

　　穹廬為室，彰顯適應自然的智慧

　　大草原是游牧民族的天堂，是其生態文明的生動寫照。成吉思汗頒布的《大札撒》中規定：不得損壞土壤，嚴禁破壞草場。生態文化是游牧文化的核心，蒙古族傳統的生態環保意識與由此形成的環保習俗風尚，充滿了深邃的智慧。在此背景下，便于攜帶、對環境損害較少的蒙古包應運而生。

　　據南宋《黑韃事略》記載：“穹廬有兩樣：燕京之制，用柳木為骨，正如南方罘思，可以卷舒，面前開門，上如傘骨，頂開一竅，謂之天窗，皆以氈為衣，馬上可載。草地之制，以柳木組定成硬圈，徑用氈撻定，不可卷舒，車上載行。”蒙古包為氈木結構，輕便耐用，所用材料均可就地取材。作為一種古老的裝配式建筑，蒙古包骨架由統一參數的“哈那”（一種木制可伸縮折疊的圓形網架墻）、“陶腦”（木制圓形天窗)、“烏尼”（聯接天窗與墻的椽條）等標準構件組成。其平面呈圓形，直徑一般為4米左右，面積在12-16平方米，邊高1.4米左右，包中高2.2米左右。古代北方草原民族有朝日之俗，故蒙古包東南向而設，但這種習慣不僅源于一種信仰，更多的是為抵御嚴寒和風雪，彰顯了草原人民適應自然環境的智慧。

　　從窩棚到氈包，各民族交流往來源遠流長、頻繁廣泛

　　我們的先民用文字、圖像等記載了民族建筑的變遷史，對蒙古包的記錄亦不例外。《蒙古社會制度史》中提及蒙古包的衍變軌跡依次為：狩獵者的窩棚——覆蓋皮毛的帳幕——有“頸”的帳幕——清代的蒙古包。

　　早期以狩獵為生的游獵民族棲身于一種上尖下圓，用樹干支撐、以樺樹皮獸皮覆蓋的窩棚中，其形制與鄂倫春人和鄂溫克人的“斜仁柱”極為相似，在今內蒙古阿拉善右旗雅布賴山一帶巖畫中，就可看到這種較為原始的帳幕形式。

　　春秋戰國時期，《史記·天官書》記載了北方游牧民族有居住“穹閭”的習慣，《史記·匈奴列傳》中也有“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”的記載。又據《鹽鐵論·論功》篇中言匈奴穹廬“織柳為室，氈席為蓋”得知，其制作的材料為紅柳條和毛氈，這些至今仍有使用。魏晉南北朝時期，有使者描述拓跋鮮卑的氈帳“以繩相交絡，紐木枝棖，覆以青繒，形制平圓，下容百人坐，謂之‘繖’（傘），一云‘百子帳’也”；《魏志·烏丸鮮卑傳》注引稱鮮卑族“居無常處，以穹廬為宅，皆東向”，與今蒙古包的朝向一致；大同北魏墓2號墓出土的三件陶制氈帳模型，均有天窗、穹頂、圍壁、傘形支架和覆氈。唐朝氈帳建筑深受北朝文化影響，“唐人婚禮多用‘百子帳’……蓋其制本出塞外，特穹廬、拂廬之具體而微耳者。卷柳為圈，以相連鎖，可張可闔……”遼朝建立后，先民在城內搭設氈帳，其形象見于內蒙古赤峰克什克騰旗二八地1號遼墓出土的一幅石棺畫，外觀看起來與今天的蒙古包差異不大。

　　古代北方少數民族貴族所用的大型宮帳又稱金帳，“深廣可容數千人”，容積大且裝飾豪華，有的金帳還建在巨型車輛上，整體以車載運。這種宮帳的造型類似于內蒙古雅布賴巖畫中的頸式氈帳，頂部開高天窗，外覆毛氈。蒙古族氈帳集北方民族之大成，氣勢之恢宏、工藝之精湛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。至今坐落于鄂爾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，仍保存著這種宮帳風格。

　　元代以后，蒙古族不斷將傳統的居住形式加以發展，清代出現了裝卸、遷徙更加便捷的聯結式陶腦的蒙古包。內蒙古博物館所藏的清畫《草原生活圖》中的蒙古包外形與其相似。呼和浩特市的席力圖召（延壽寺）始建于明代，清代擴建，以藏族喇嘛廟為原型，同時吸收了回族、漢族建筑的藝術手法，既厚重又華麗，大殿采用藏式結構，四壁用彩色的琉璃磚包鑲，殿頂銅鑄鎏金寶瓶、法輪、飛龍、祥鹿與朱門彩繪相互輝映，絢麗奪目，是我國古典建筑藝術的杰作。